仁在从人从二意义上有亲爱他人之意，古仁还有从身从心之说。

(18)[法]马若瑟：《儒教实义》，《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2，第14册，第105页。乃有名儒，反复信从佛老，岂徒获罪天主，抑深背孔孟之训也(24)。

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拉丁文版《中国五经》乃为五经的第一个西文译本(50)。在他看来，中国人信仰的即是人格化的上帝和世界的缔造者，甚至声称道统中的孔子言及文王生活于上帝身旁(52)。一方面源于天主教义与佛教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亦是受到东林党人对佛教禅学视为寇仇之影响，而道统作为传教士认同的中华正统学说，自然成为传教士批驳佛教学说之利器。(16)[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哲学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9页。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形而上概念都是程朱理学所产生的一些似是而非之论，很难令人苟同。

⑥[意]利玛窦述，后学汪汝淳较梓：《畸人十篇》，《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1，第3册，第194页。儒学在其中被视为论证的焦点，而道统核心人物先秦的孔子和作为清代官方统治哲学的朱熹势必卷入此次中西风波之中。⑧此外，艾儒略亦极力肯定儒道，认为儒学乃入天主圣教之径。

在东林党人与传教士的频繁交往中，几乎都深切地认识到基督教义与儒学的相似或契合，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29)。利玛窦体悟中华文化为崇善重伦事天语，往往不诡于尧、舜、周、孔大指⑥。故来华传教士借以道统之天学抨击佛教之天，以一神论的立场反对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⑤[意]利玛窦述，燕贻堂较梓：《天主实义》，《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1，第2册，第74页。

儒学在其中被视为论证的焦点，而道统核心人物先秦的孔子和作为清代官方统治哲学的朱熹势必卷入此次中西风波之中。(41)张星曜、洪济：《辟略说条驳》，《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3，第36册，第506页。

《尚书》亦粤稽古尧舜⑨。(一)修德惠民：中华道统与西方天学同出一原 西方天学即关于天主的学问，以天学称谓与中华文化的天道相对应。另一方面，来华传教士对中华道统的态度在教会内部本有分歧，礼仪之争更是加剧了各修会传教士、清朝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关于中国正统思想与天主教义、传统祭祀礼仪等问题的争议。其中道统作为儒学承载圣贤传承天道之统绪，亦为一突破口。

(64)[法]维吉尔·比诺著：《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8、23页。(40)张星曜：《天儒同异考》，《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3，第37册，第555页。(50)参见郑锦怀、岳峰：《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东方论坛》2011年第2期。(三)天道有别：以道统区分儒学与佛论 纵观来华传教士护教文章，多为辩佛理、斥僧徒之檄文。

其二，天堂、地狱之说本为天主教义，且早于佛教。⑨[意]艾儒略：《万物真原》，《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1，第8册，第362页。

即今儒家，亦视释道为刺谬。中国圣贤所事之昊天上帝，则亦忉利天王耳。

每逢乱世所出现的道统圣人如周武王、孔孟等即为西方的天主，盖人心虽当式微凌夷之际，隐隐一念犹咸知有真主在也(38)。(47)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注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学术介绍，兴起了欧洲汉学研究之风，中华道统思想也籍此进入到欧洲人的视野。中华道统思想被视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以亲和上帝、与天主同原的方式得以呈现，其中道统圣贤人物不仅对应着西方圣人，其传续更是隐含着天主的启示，从而耶儒相合，共承天学。(45)刘凝：《觉斯录》，《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3，第33册，第441页。魁奈( Quesnay，1694-1774)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肯定了道统人物尧、舜、禹的历史真实性，并认为已为孔子以来的所有学者所公认(58)，甚至他对中国哲学的估价高于希腊哲学(59)。

马勒伯朗士虽然承认理作为至高无上的义，比起强大的帝王的概念，更无限地接近我们的上帝的观念(65)，然而他反对道统圣贤或者理能与西方的上帝对等，特别是朱熹所倡导的教化伦理与教会的原则截然相悖。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将杨廷筠视为Confucian Monotheism儒家一神教(或儒家一神论)的代表(31)。

更进一步，以孔孟正道对佛经之语进行批驳，强调佛教异端邪说大背于道统之说，以此排佛亲儒，彰显学术立场。他称天主为大父母，道统所传续的乃是最高主宰、至高人格神的天启，即基督教一神观念的中华体现。

(21)[意]利玛窦述：《利先生复虞铨部书》，《辩学遗牍》，《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1，第4册，第283页。清人阮元言称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台官步勘天道，疎阔弥甚。

吾传正道，岂反置弗讲乎?释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说：修道者后世必登天堂受无穷之乐，免堕地狱受不息之殃(22)。利玛窦首先将圣人道统之学作为进入中华学问之门。早期传教士以天主教为真教，吾将译天主之公教，以征其为真教(12)，而儒学与之相契合的便是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以及圣贤般的生活之道。在程朱理学受到威胁时，康熙毫不犹豫地选择打压其他外来宗教，这与礼仪之争中康熙与教廷对于传统道统所持有对立看法密切相关。

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的《耶稣会士书简集》涉及对中华圣贤以及传统礼仪的介绍，既要使中国基督教化而又不失去中国特征、传播中国人的优良品德(55)。(17)[法]傅圣泽：《中国经本于天》，梵蒂冈图书馆，Borgia·Cinese，380-5°，第13页。

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人将来华传教士以西儒相称，不仅承认了其在华的合法身份，也肯定了他们对儒家思想的影响。《易经》的作者由孔子而上，至于尧舜。

古典儒教的精髓便是敬天事天，孔氏之教千言万语，其本领在修身事天。三王、周公、仲尼、老聃等人列位圣人，自然安享天堂。

孔子继承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提出仁礼之道，这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此后，中华文化便以鲜明的伦理特征而著称于世(13)。畏天爱人之说，吾圣贤久已言之，此中谁不知之，不必复事阐译乎。卫方济( Noёl，1651-1729)的《中国六部古典文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中国哲学》等书，对中国道统圣贤学说进行选录。

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昭示上帝也，爱人如己即吾儒民吾同胞也(33)。其言天主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以故奉其教者颇多(37)。

此外用专章介绍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然而来华传教士所接触的康熙皇帝作为学者依然是朱熹文献的保护和编辑者(66)。

正是因为对道统的秉承，西儒才称之为西儒，其目的即通过再现道统，来彰显天主在中华的历史延续性。朱宗元则认为天主教与儒教之间不存在信仰差异，本不分东西。